2011年05月09日

建行庞秀生:建行的审慎一定不过分 2011年05月04日 《新世纪》

建行副行长庞秀生称,最重要的不是一个时间点的数据好于或逊于预期,而是在未来经济周期变化中,应对的弹性有多大,增长是否可持续

建行上周五发布今年一季报之后,建行副行长庞秀生表示,转型与变革的结果将直接影响着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最重要的不是一个时间点的数据好于或逊于预期,而是在未来经济周期变化中,应对的弹性有多大,增长是否可持续。”庞秀生称。

最新发布的一季报显示,建行在高拨备低不良的基础上实现了34.23%的净利润增长。与此同时,该行的平均资产回报率达到1.71%,加权平均资产收益率则达到26.19%。

拨备覆盖率一直是常见的用于衡量一家银行风险抵御能力的基本指标,但同时也会不时地被一些银行用于调节利润的指标。适当降低拨备,就可以在短期内美化报表。

相形之下,建行主动进行了多项拨备,拨备对贷款的比例也于去年年末率先达标,超过监管要求的2.5%达到2.52%。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建行不良贷款余额为645.5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9%,继续实现“双降”。同期拨备覆盖率则达到228.8%,较上年末增加7.66个百分点。

外界一直对中国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心存疑虑。中国银行业一直没有真正经历过经济下行周期的考验,由于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与宏观经济休戚相关,所以不少银行家都表示,最关注的便是宏观经济的变化和走势,“她好,银行就好”。

庞秀生并不讳言,中国经济当前孕育着很多风险,有的还在积聚,未必所有的风险都可以实现软着陆。所以“建行的审慎一定不过分,否则可能低估了风险”。不过他直言,不同的市场主体对风险的判断不同,风险定价也不同,商业银行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同时还要兼顾其他市场主体、竞争对手,乃至自身发展的多种因素,如何平衡多种关系,“很微妙”。

“如果资产规模增加速度过低,会影响士气,也会影响竞争格局;太过谨慎客户关系也会难于维护,如何将自身对市场的冷静判断和客户的市场判断之间找到结合点,殊为不易。”庞称。

建行表示,去年四季度就在拨备中考虑了今年经济形势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计提的拨备主要是基于新增贷款的一般性拨备,而非问题贷款,一个例证是其不良贷款的拨备为净回拨。

在一些银行非信贷拨备出现净回拨的情况下,建行则计提了几十亿元的非信贷拨备,以审慎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建行去年还对国别风险和声誉风险进行拨备,也对表外业务和理财业务进行拨备。庞秀生表示,尽管从原则上讲,商业银行在理财业务上不承担相关责任和风险,但考虑到此前雷曼迷你债的前车之鉴,进行了审慎拨备。

在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双降”已经接近底线之后,资产质量分类的真实性,已成为监管当局新的监管重点。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和迁徙率,便是重中之重。

有监管高层曾表示,当前很多贷款分类缺乏科学依据,到底是好是坏,往往是基层分支机构两三个人说了算,分类基础不够准确。

建行首席风险官黄志凌告诉财新记者,监管当局对贷款分类准确性和真实性的考核的确有趋严的迹象,而基于真实准确分类基础上的资产质量,才具有可比性。

黄志凌称,不良贷款的分类不应该只看现状和结果,还要看趋势。有些企业虽然还在正常地还本付息,但如果他们分析后发现企业的现金流有下降趋势,那么就会对其贷款分类做审慎地向下迁徙。年报显示,建行去年实施主动信贷退出1045亿元,其中多以尚能还本付息的贷款为主。

黄志凌透露,建行从去年已经提出,不再纠缠于不良贷款率零点几个百分点的下降,而是要着力构筑资产质量领先的基础。

他表示,建行认为必须鼓励风险及时暴露,并且要在尽早暴露的同时,加大处置。建行要求分支机构,要在不良贷款暴露的同时,加大处置力度,暴露多少,处置多少。同时,将贷款分类偏离度和结构调整纳入了对基层分支机构的考核之中,从机制上引导基层关注风险,从严分类。

数据显示,建行去年对200多亿元现有贷款的分类进行了调整。建行高层解释称,并非贷款质量发生了问题,而是他们从严掌握贷款分类标准。与此同时,建行去年不良贷款的核销额近百亿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抵了相关拨备,但对于改善存量资产的质量则影响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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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 应对好的话系统性金融风险是能够防范的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05-03

郭树清认为有必要排除一个认识误区,即不能用利息收入高低来衡量一家银行的好坏,水平的高低、发展阶段的差别。

丝毫没有意外,上市银行2011年一季度业绩再度全线飘红。然而,中国银行业亮丽的业绩似乎并未彻底打消外部忧虑,4月中下旬,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下调中国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惠誉认为,未来3年内,中国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可能出现严重恶化,坏账率可能升高到15%到30%。

这是危言耸听么?

对于身处其境的中国银行家来说,警惕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大多对银行业乃至宏观经济基本面保持谨慎乐观。在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看来,“总体上看,如果应对好的话,系统性金融风险是能够防范的。”

惠誉下调中国评级的主要依据,便是过去两年中国高速增长的信贷规模,特别是大量信贷投向了风险聚集的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领域。在郭树清看来,类似上述惠誉的担忧正常但不免有点悲观,“不同的银行差别是较大的,大银行间的新增贷款速度有差距,区域性银行、地方性银行和全国性银行贷款结构也非常不一样。”

在竞争策略的差异化选择上,过去两年,无论是贷款投放还是业务发展,建行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特的节奏,2009年全行业狂飙猛进之时,建行是四大行中年新增贷款最少的。

不过,中国银行业即便无系统性风险远虑,但少不了诸多近忧,比如利率市场化挑战、房地产调控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偿付危机等等。4月29日,郭树清接受包括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采访,畅谈其对商业银行经营策略、宏观经济走势及金融改革等诸多核心问题的看法。

高利息收入B面郭树清认为有必要排除一个认识误区,即不能用利息收入高低来衡量一家银行的好坏,水平的高低、发展阶段的差别。

经过2009年金融危机的短暂调整,中国银行业2010年再次走上了高速增长轨道,2011年一季报显示,上市银行基本保持了30%以上的利润增速。

在郭树清看来,高增速不外乎三个因素:第一,尽管今年一季度GDP增速略有下降,但国民经济仍保持高位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有25%,经济规模扩大,银行经营规模和净收入规模也随之扩大;第二,国有银行改革以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常明显,以建行为例,很多指标都是五年翻一番,有的甚至翻了两番,比如净手续费收入上市五年增长了7-8倍;第三就是价格上涨,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也反映到银行的收入里。

具体到2011年一季度,建行净利润大增34%,主要得益于净利息收入的增长和拨备计提的减少。该行一季度实现利息净收入716.3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27%,其净利差为2.58%,净利息收益率为2.69%,分别较上年同期提高0.28和0.30个百分点。

不过,上市银行高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郭树清坦言,从长期看,每年30%以上,包括近年来平均的27%-28%的增长速度不可持续,“但保持比国民经济增速略高,还是有可能的。”

为此,商业银行不得不未雨绸缪,其中之一便是中间业务占比。截至2010年一季度末,建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31.5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29%,手续费收入贡献程度超过20%。

长期以来,业界多有议论,中国银行业需改变传统吃利差、增长主要靠利息收入的盈利模式,在调整收入结构方面多下工夫。不过,郭树清认为有必要排除一个认识误区,即并不能用利息收入高低来衡量一家银行的好坏,水平的高低、发展阶段的差别。

“即便国外银行业,很多非利息收入也是利息收入转化的。金融危机前,很多国外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高达40%-50%,但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比如MBS,ABS,CDO,根子上还是靠信贷、靠利差收入;还有一个例子是信用卡,信用卡赚钱主要靠透支和分期付款,实际上是借款,但信用的部分收入表现为收费。”郭树清分析。

在郭看来,片面强调收费收入和非利息收入,有可能助长银行分支机构弄虚作假,比如本来是正常的利息收入,被转换为财务咨询费、方案设计费等名目;而鼓励收费占比提高,实际上是鼓励产品复杂化,而产品复杂化使得产品真实的风险得到掩盖,风险加大,“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

此外,小企业贷款、个人贷款业务被认为是新的增长点。截至2010年末,建行共建立222家“信贷工厂”模式的小企业经营中心,小企业贷款余额将近6800亿元,已占全部企业贷款的20.4%,这一比例高于大型银行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其小企业新增量、余额、占比均领先于同业。

郭树清坦言,执行国家政策与商业银行战略转移是一致的,小企业贷款综合收益要高于一般公司类贷款30%左右。

“建行不排除增发附属债可能”

未来随着贷款额增加,风险资产可能进一步上升,建行不排除增发一些附属债以补充附属资本的可能性。

亮丽的季报似乎昭示着,目前对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担忧没有必要。以建行为例,该行一季度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继续“双降”,其中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下降0.05个百分点,仅为1.09%;拨备覆盖率更是高达228.80%,较上年末增加7.66个百分点。

惠誉下调中国评级报告中,将中国银行业未来资产质量隐忧指向了两个领域,一是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二是房地产信贷。事实上,过去两年,上述两类贷款的风险清查也贯穿中国银行业监管政策始终。

截至2010年11月末,全国地方融资贷款余额约9.09万亿元,占全部人民币贷款的19.16%,全国共有各类地方融资平台公司9828家,其中2.84万亿已被剥离为一般商业贷款。

具体以建行为例,截至一季末,该行该类贷款余额已下降至2700多亿元,比去年年底5400亿的水平减少一半,主要原因在于,根据监管要求,对于现金流可全覆盖的平台贷款,可整体划转为一般公司类管理的贷款。

过去两年,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学界和业界不少人士曾提出,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方式予以解决,对此,郭树清看法不同,“资产证券化也可以,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就完全转移出去了,因为根据新监管理念,商业银行无论表内还是表外业务,都存在一定风险。”

对于房地产风险,建行管理层表示,该行近年来开发贷比重一直在压缩。2010年,该行房地产业贷款余额占整体贷款余额比重降至7%左右,且12.34%的增速低于公司类贷款18%的增速;此外,房地产开发贷客户已由2006年的6000多家降至目前的3000多家。

“应对好的话,系统性金融风险是能够防范的”

过去两年,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开始凸显,“规模扩张―资本消耗―上市圈钱”的业务发展模式更广为诟病。

截至2011年3月末,建行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45%、10.33%,较去年末略有下降,郭树清认为,10.33%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仍保持了一个较高水平,未来随着贷款额增加,风险资产可能进一步上升,建行不排除增发一些附属债以补充附属资本的可能性。

“整体看,我们对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是审慎乐观的。一方面,贷款增速已经下降,另一方面,利润增速这么高,补充资本金的能力也有所提高。”郭坦言。

保障房退出机制要明确

在郭树清看来,保障房开发贷款有一个最基本要求,“哪怕银行不赚钱,但至少要保本,要安全退出,退出机制要明确”。

2011年内完工1000万套保障房背后高达1.3万亿的资金需求,将商业银行推向前台——在保障房贷款收益普遍不高状况下,商业银行是进是退?

郭树清认为,保障房也要分开来看,商业银行在经济适用房、两限房、棚户区改造上已有较成熟的经验,现在的难点在公租房领域。

“经适房、限价房等项目,一般政府责任明确、财政支持政策确定,居民一般采用自住自购,这种形式比较成熟,且中国人购房积极性和自有资产观念较强,贷款风险较小;但廉租房和公租房不同,廉租房建设、管理、运营和退出机制基本上是靠政府。”郭树清分析。

比如,公租房回收租金难度相当大,回收之后,差额谁来补,政府是不是都要补,这些均对商业银行是严峻挑战。

郭树清介绍,建行选择的公租房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模式:一是,公租房建设选择地段较好,如市区繁华地段,土地归政府无偿划拨,且项目上面是租户下面是商铺,一卖一租,还款有一定保障,基本可覆盖大部分或全部成本;二是,财政比较明确给予一定补偿,如确定一个期限,期限结束后,如果正常回收不能弥补银行本息,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另外,还有政府单独拿出土地作为质押抵押,只要出现风险,有土地抵押和质押的。

在郭树清看来,保障房开发贷款有一个最基本要求,“哪怕银行不赚钱,但至少要保本,要安全退出,退出机制要明确。”“总之,保障房是必须搞的,总的计划也是可行的,但要看这里面具体项目各占多大比重。无论哪一种模式,都与一个问题严格关联,即政府必须到位,政策要落实到街道和居委会,要搞清楚居民的收入情况和保障情况必须靠社区靠基层。”郭树清强调。

下半年存在加息可能

郭树清认为,下半年还存在加息的可能性,价格上涨的多个因素短期内不大可能下降,需要对通胀保持高度警惕。

前述惠誉报告提出,2011年以来,中国高企的通胀及房地产调控将给中国的宏观金融稳定带来不小挑战。3月,CPI同比上涨5.4%,再创新高,显示物价上涨较快、通胀预期较强的态势。

对此,郭树清认为,下半年还存在加息的可能性,他认为,目前除了菜价、肉价等因素外,价格上涨集中在煤炭、电力等能源领域,另外居住类的服务价格比如房租向上跳动幅度也较大,这些因素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下降。因此,需要对通货膨胀保持高度警惕。

不过,郭坦承,加息对银行业的影响是中性的。他同时指出,利率市场化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因为利率市场化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存贷款的替代物、其他的筹资产品及筹资渠道已经发生了改变,比如信托、理财、保险都可以替代存贷款,而且比重越来越高,这些价格都是浮动变化的。”

此外,对于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银行业纷纷走出去的局面,郭树清认为,建行还是一家主要立足国内的银行,国外业务发展,无论是规模还是比例都不会在近期占到很大比重。

上述判断基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国内银行业并不饱和,金融服务还存在很大缺口,增长潜力很大,不必舍近求远;第二,海外业务发展也需要相关管理能力,如人才、知识、经验等,银行有一个逐步培育的过程,“总之要看具体情况,我们的计划是积极稳妥的,没有那么雄心勃勃。”